嘉道中衰的原因，尤其在嘉庆身上还真落不下几笔，很多事他无法扭转，都是乾隆帝的“遗产”，高不高兴都得接着，当时的清廷虽不至积重难返，但也是颓势尽显，嘉庆也无力回天。

嘉道中衰的起点要追溯到乾隆帝主政的中后期，由康熙帝亲政起至乾隆中期，是大清鼎盛时期，虽然反清运动贯穿大清始终，但毫无疑问，在这段时间内反抗是最少的，也是最不激烈的一段时期，究其原因无非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追求并不高，至少没有大规模战乱，不至流离失所，最好还能吃饱穿暖也就够了，当然，要说全民脱贫那就有点为难这个封建政权了，毕竟扶贫工作现在也在搞。

嘉道中衰的前期背景康熙帝执政时期，无论是否受灾，都执意多次免税，最高一次性给地方上免了20多年税金，这也是其聪明的一面，全税照收的话，一个是群众根本给不起，二是必定要造反，后来永不加赋更是进一步减轻了社会底层民众经济上的负担，以最快的速度摆脱战争阴霾，恢复生产，恢复经济，如此种种，都是同一个目的，巩固封建统治，天下平才能统治久，当然，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惠民的意愿。

缺陷在于宽仁过甚，一般贪腐，尤其是熟人贪腐根本不当回事，比如曹寅，即便曹寅死了，康熙帝还能让李煦兼职盐政为曹家弥补亏空，从二十三万两到上百万两是常亏常补，常补常亏成了常态，康熙也不以为意，百般叮嘱曹寅“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”，您看，还带主动报信的。

纵容李煦贪污保下曹家，就连心腹大臣噶里弹劾曹寅也被康熙帝压了下来，并且解释，意思就是都是我花的，你不用查，其实曹家的贪腐哪里骗得过康熙。至于佟国纲和佟国维就更别提了，康熙帝根本管不了，跟皇帝使性子也没事，外戚嘛，都是一家，康熙帝对他们也是纵容过头。

到了雍正帝继位，励精图治，嗑药只是死因的一部分，照他这么干，肯定会减损寿命的，连基本的睡眠都保证不了，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包括养廉银制度是雍正帝的功绩，至于后来这些制度的形同虚设那和他没啥关系，政策是要视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的（下文有相应讲述），一个政策管百年那不可能，与时俱进嘛，只能说乾隆的调整不到位，到嘉庆时期就更没法控制了。

雍正帝大刀阔斧的整饬吏治，去除弊政，朝堂上下都知道这位皇帝的脾气，各方面都有所收敛，别说穷奢极侈了，装修不够低调就有倒霉的可能，相对康熙时期，朝堂清明不少，乱世用重典，手腕够铁，挨骂也够多，即便归天，还有人不放过他，诸如吕四娘等等传说都是恨他的人们刻意编的，但是如果没有雍正，清廷的稳定性会大打折扣。

到了乾隆帝这里，在他的执政期间，有一个转折点，就像改了性子一样，前期他效仿的是康熙，因为乾隆对雍正那一套是看不上眼的，执政初期遵循康熙的足迹，一路免税，比康熙一生免税金额还多，但是到了富察氏病逝后，乾隆脾气大变，后半辈子这手段比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皇后丧礼期间朝堂大臣包括满族大员，倒霉者无数，逮着下手就是奔死去的，礼部差点被抹成白板，皇子也给吓死了，富察氏的死对其后期执政影响比较大，年岁大的那些年，脑子也不好使了，说的话嘉庆听着懵圈，只有和珅听得懂，充当翻译，晚年错误不少。

满清十几万人入主中原，能安稳下来不会没有原因，有血腥的一面，也有从善如流的一面，一切为稳定统治服务，如果一味以血腥手段管理国家，那大清怕是早亡了，这点多尔衮看得比较清楚，至于原因：

一是君主极（集）权做到了历代封建社会的极致，不会被任何人任何事和诸多条条框框所掣肘。

二是鼓励耕种、开荒，纠正顺治朝急功近利的弊政，发展生产力，减轻人民负担，受到底层支持，而所谓的支持嘛，不造反就算是支持了。

三是拉拢人心玩的轻车熟路，比如祭拜朱元璋和朱棣，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和迎合特定阶层利益。比如示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和士绅群体。

尤其康乾时期，学习知上进，工作知努力，政务处理能力还不错。

......

总结来说：

康熙时期虽然经济转暖，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吏治的败坏，官员们无贪不欢，上下其手，往往越穷的地方耗羡越高，官员们手里有了钱，自然要贿赂上级，上级收了钱，自然要照顾下级，一时间成了温馨融洽恩爱的大家庭样子，还好雍正大力整肃，这才有所收敛，到了乾隆中期，国力、经济都达到清代顶峰，但是保持的时间不够长久，到达巅峰随即急转而下。

“嘉道中衰”的原因嘉道中衰的说法，有始无终，因为影响深远，终点就是大清国灭，而谈起起点我们就不得不把乾隆帝再次抻出来，他没有做好表率作用，蒋介石不穿袖子，全国军政要员争相模仿，乾隆帝花钱如流水宗室觉罗、京官督抚们也有样学样。你自己穷奢极侈，让官员勒紧裤腰带搞廉政，这不人道。

这栗子很沉重，话说乾隆帝为太后过六十大寿，京师大庆，排场很大，从西华门一直到西直门，十多里都是花团锦簇，灯盏无数，七宝莲座，交相辉映，记事簿就是一个戏台，至于戏种，南腔北调都有，无论你那方人士都能找到合适的戏种戏目，几十步就是一个戏台，最关键的是“各地督抚之贡物，争奇斗巧”，官员们争相进献，问题是诸多宝贝都哪儿来的呢，大多民脂民膏，贪腐而来，单靠羞人的工资是讨不了皇帝欢心的。

“广东所构翡翠亭，广二、三丈，全以孔雀尾作屋瓦。”这还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的奇石啊，生辰纲啊一大堆东西，看来也不远了。这还都是小钱，乾隆仿康熙六度南巡，而“供亿之侈，驿骚之繁，转十倍于康熙之时。”这点提一句就完，大家都知道。

从乾隆起，奢侈浪费，追求享受，这在雍正帝死后不久，再次蔚然成风了。

亦如乾隆看不惯雍正的执政手段，颙琰也看不惯乾隆，但是乾隆活着的时候不敢说，他在说下面这句话的时候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吏制开始败坏的么？

“首先责己，厉行节俭，永杜贡献。诸大吏受任既重，养廉又优，贡献之费已除，权门之索又绝，必应清白乃心，为国宣力。然而风气未移，俗态犹故，时有在朕前借端尝试，巧言利国，实皆利己，似此者不一而足。”

嘉庆帝当然知道乾隆所受百官“贡献”不是好来的，所以以身作则，永远杜绝这种政治献金，可是减轻官员负担了，官员们该好好尽力为国了吧，然而风气未改······

骄奢淫逸带来吏制的败坏比如大名人洪亮吉曾经这样评价：士大夫基层渐渐地都不知廉耻了。连知识分子带官员一起骂了。

到了嘉庆道光年间，贪腐的重灾区就是分管河道的官吏，可称骄奢淫逸之最，某些方面连皇帝都望尘莫及，可见肆无忌惮到什么程度，比如河督请客，杀了五十头猪，只取背部一小块肉，其余不做利用，全部扔掉。为了一盘炒驼峰，要杀三四峰骆驼。

陕西粮道官员：“每次皆戏两班，上席五桌，中席十四桌。上席必燕窝烧烤，中席亦鱼翅海参。西安活鱼难得，每大鱼一尾，值钱四、五千文。……其他如白鳝、鹿尾，皆贵重难得之物，亦必设法购求。”乾隆帝时期，国家鼎盛，一切都不以为意，但这和是否有钱没有关系，关键是造成了吏制的败坏，当年雍正帝整饬吏制何其艰难。乾隆帝的做派，宗室觉罗，王公大臣，各地将校，地主乡绅，都争相效仿，最关键是的官员也都这样，统治基础就必定开始松动，因为官员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，而他能轻车熟路搞来真金白银的路数，自然是要面对基层百姓下手，没听说过哪个官员把各地乡绅都刮破产的。

从嘉庆和道光时期的文献来看，他俩都真的尽力了，能力有限只是一方面，积重难返，贪腐意识固化才是主因，虽然想矫正官员的陋习种种，然而为时已晚，根深蒂固。一切政令实施依靠皇帝、官员的执行，吏治腐败，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。

官员奢侈腐化，贪污成性，国家税收及经济负担再次转向最底层民众，官绅们亦如前明，非常善于转移负担，加上天灾人祸，不但国力下降，还激化阶级矛盾，造反的人越来越多。官员很冤枉？知道我干活，不知道我挨饿。官员的腐败不仅仅是简单上行下效，我再举一个沉重的栗子，耗羡归公解决了官员们的收入问题，但是前文讲过，一切政策都要视环境改变而加以调整，但是根本没有这个过程，嘉道期间，官员们是什么情况呢？

摊捐过重，强制扣光官员们的养廉银（尤以州县官员）用于公务费用，造成雍正帝的养廉银制度彻底报废形同虚设。而官员的“底薪”很低，又回到了水深火热的日子（和明朝一样，未必就比要饭好多少），问题是极多官员并不想水深火热，怎么办呢，只能朝群众下手了。

很多人评价嘉庆帝是个一事无成甚至是个无能皇帝，其实所谓的嘉庆控场只是假象，架不住官员们利用信息不对称欺上瞒下，从吏治到河工他什么都管，他也不是个不了了之有头无尾的人，但是碰到的困难实在是他难以解决的，要怪就怪乾隆吧，到他这一代就调整不过来了，就更别提道光了。

军务废弛乾隆帝不无辜么？他接手政权后，从朝堂到军务都是有一定了解的，我们来看看，就在他刚刚继位的时候说过什么。

乾隆：和平安逸的日子过得太久，八旗人口也渐渐增加，渐渐地奢侈靡费（这就是皇太极所担心的，也是他多次给予崇祯帝谈和机会的原因，同化加奢靡），如果让八旗去外省当官，所收来的税金，当时就顺着自己的性子给花了，当兵的呢，就知道漂亮衣服和美味珍馐，浪荡又浪费成风，现在某些旗人怎么穷的？都是这原因。

注：前期厚养，但是后期因为清廷也缺钱，而旗人吃喝玩乐惯了，几百年下来没什么生存能力，只能改租地为卖地，或者典押，失去了仅有的土地，当然就只能受穷了。

到不了嘉庆年间，就军务废弛了，嘉庆曾随乾隆阅兵，所见是“射箭，箭虚发；驰马，人堕地”。这都是养尊处优的结果，“平时未尝远出城郭，一旦负枪荷戈，走山路数十里，汗淫淫下，喘息不宁。”嘉庆亲政后也无从改变什么了，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。

尤其是厨子刺杀事件，更显示出了，就连皇帝的近侍也都不堪重用，所谓的大内高手被个厨子连捅三刀，这还是五个打人家一个的围殴场面。

土地兼并和大明王朝一样，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，官绅们就是二地主，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，很多农民无地可种，比如琦善，自己占地256万亩。至于督抚级别的，家里有几万亩地很正常。

田地大多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拿到手的，通过放贷收回来那算文明的，直接抢也就抢了，就是吃相难看点而已，地主人数占比很小，但是却占据了一半甚至一半多的土地，穷人怎么活呢，只能原地打工，赶上天灾，头脑灵活点的还知道早跑早活命，智商感人的就真的只能在原地等死了。

土地不只是求生的生产资料，它还是阶级矛盾的爆发点，随着流民越来越多，即便很多人闯关东到了东北，原来全力保护的“龙兴之地”，大量汉民涌入，乾隆也说不出什么来了，没法管，没有活路才去那个年代的苦寒之地，已经活不下去了，再加限制那就是官逼民反结果。

而到了嘉庆帝就更加悲催，因为人口的暴增，几乎所有能开垦的土地都被占用了，甚至有流民去深山野岭去开垦荒地，这些被逼颠沛流离的流民们多到什么程度呢，他们开垦荒地的行为，引发多省水土流失，上游开地，下游治水，因为水土流失堰塞河道，所以下游就遭了秧，古人也没咱们想的那么落后，官员也好，学者也罢，都研究明白了，但就是没法改，流民没地可种，荒山野岭即便有官员能管，难不成让他停手直接饿死么，所以即便嘉庆因为水患不断气急败坏下了五道谕旨，却也收效甚微，这四个字也是对嘉庆一朝的评价，但最大的责任却不在他。

总结出于篇幅考虑，对其他各项影响做个简单叙述和总结。

一个王朝的弊病和灭亡总是充斥着方方面面种种原因，一个个脑满肠肥撑得不要不要的，他会去造反？起义军问题，这对清廷的打击是完全无法忽略的，比如白莲教，乾隆没死的时候就开始造反了，比如真理教等等，剿灭这几股起义军需要军费，多少钱呢，二万万，2亿，整整两个小目标，清廷财政上更加虚弱。

比如天灾方面和人口暴增引发的生态灾难，嘉道期间的天灾丝·毫·不·比·小·冰·期·差，甚至可以说更严重，明末有的天灾嘉道期间都有，而且还夹杂着人为因素，4亿人口对资源不仅仅是需求，不仅仅是掠夺，更多的是一种破坏，稍微平整些的山都被种上了玉米，但这作物不把地，水土流失太严重，嘉道时期森林面积的减少是从古至今最严重的时代，绝对不会有之一，流民们为了生存，疯狂的在全国各地寻找耕地，贵州在那年月本来都没人爱去，到了后来云贵都开满了地，中国的几大山区，但凡能叫上名的全是流民开荒，即便这样能解决耕地问题么？还是不能，二百载“土满人满”是全国现象，无论多偏僻的地方都挡不住流民的脚步。到了这个时期，什么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统统都是空谈了。

经济方面，论严重性，以道光为最，关税并没怎么减少，但是因为鸦片的原因，顺差搞成了逆差，大量白银流向国外，素有新大陆贵金属最终流向地之称的中国，因为鸦片，经济再次受到严重打击。道光帝的目的不是什么禁烟，而是止住白银流失。

嘉道只是恶果的延续，真正的起因还是在乾隆统治后期，甚至可以说，所谓的康乾盛世在乾隆后期就已经虚名化了，成为官僚们歌功颂德的美好口号，尤其是吏制的腐败，直接造成民不聊生，历史如此的相像。

民不聊生的初级阶段就是涌入偏僻之地继续求生，涌入东北而不顾清廷的禁令，单只宁古塔这流放之地就涌入了多少流民，但凡有些办法，谁去那种地方。

第二阶段就是官逼民反，自乾隆晚期到大清覆灭，造反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即便没有外国列强，大清也命不久矣，嘉道时期清廷各方面的弱化，其实就是一个必然规律，他们只是延续过程中的一环，一切弊病在所谓盛事并不如何显眼，但到了他们这里正赶上所有指标的跌落，所有严重后果渐渐浮出水平，清朝开始积弱，直到鸦片战争，中华百年屈辱史拉开帷幕。政权更迭，历史上此起彼伏本是常态，就好像人有生老病死，这是自然规律，封建王朝也是如此。